我为杨绛先生画像

发布时间:2016年06月21日

赵蘅

这次来南京前,北京艳阳高照,心想南京会更热,准备行装时淘汰了一件黑底花纹的衬衣,那还是参加黄裳先生葬礼穿过一次,此行就不必带了。

五天后,杨绛先生仙逝的噩耗传来,我正陪着九十七岁的老妈逛超市。以为又是谣言,打了三个电话给我的小亲戚,她回复这次是真的,只是官方尚未证实。我立即告诉我妈,她眉心动了一下,显得异常平静。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母女俩的心已不能平静了……

当晚,董宁文向我索要我为杨先生画的画像,说他存的找不到了。可我身在南京,而画在北京家里,于是赶紧遥控帮我做事的小友华丽,让她先到电脑里找。找到了,却因精度太低无法用。还好,我清楚地记得我画画的年份月份,她心领神会很快翻出本子,重新扫描发了过来。

记忆中时空拉回到了2004年4月9日。那年春天沙尘暴特别厉害,窗台上动辄是风吹来的厚厚一层黄土。然而,槐树花开了,落满地上、房顶、车顶上。忙碌的董宁文又来京探望支持《开卷》的老作者们。我先陪他去看了我姨妈,他说再想看看杨绛,两位老太太住在三里河南沙沟同一大院,叫我跟他一起去。我有点发怵,因为向来不敢打搅这位重量级的老人,虽然我珍藏着《干校六记》,读过《我们仨》,被那种“万箭穿心”的文字深深震撼。姨妈倒是支持我们去,还给了楼号门牌号。第一次拜访杨绛便成行了。

因为事先约好,一叩门,保姆开了门,她客气地引我们走进那与我姨妈相同格局的客厅。杨绛先生从书桌旁起身微笑着迎接我们,让我顿生打搅老人做事的歉意。显然她不认识我,我提了姨妈的名字,她好像恍然我的家庭背景,她和钱锺书在英国留学时好称宪益舅舅为“小杨”。我妈杨苡的名字她也知道,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亲近许多。

往下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她只盯着我看,全然不理睬带我来的董宁文。他刚要照相,就被她不客气地制止。当她得知我是画画的,显得特别高兴,说她最佩服最羡慕会画画的,她的姐姐就是画油画的。我趁机问,那我能给您画张像吗?她立马欣然同意。

那天,她穿着带领子的线衫,外套短袖带滚边的毛衣,一身素雅。花白整齐的短发,用一发箍别在脑后。清瘦的面容,高扬的眉毛,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近距离观察九十开外的老人,我很有压力,不敢迟疑半点,时间只允许我用最精练的线条迅速画下最鲜明的神态。

画完,我怯怯地递给她看,她说我把她画年轻了。我脱口而出一句傻话:“是我眼花了,不知您的皱纹在哪儿?”

第一张画完,我胆子大了点,又画第二张。老人低头看书,书名我忘了,也许是董宁文带来的。她那种坐姿范儿,我熟悉,我妈身上也有,旧时代遗存的仪态和风度,不是多少运动能打压得了的!

第三张是我“抓画”的,记录下她接电话的情景。那一刻,电话铃响,她麻利地起身走到书桌旁,好像是出版社的事,她叙述条理清晰,略带江浙乡音。其时,我在一页纸上画了老人两个侧面一个背身。

画完,我们开始聊。聊旗袍,时下开衩过高,盘扣怎样不对,如何不合民国时代的事实。两代人已变作促膝谈心,我完全放松,像在自己家里和妈妈聊天。来前灌进耳朵里的杨绛不太理人的传闻,在那个下午全没了。

自那天后,我再没机会踏进杨绛先生的家。我深知,这样的老人,不该打破她平静的生活。即使两年后我的一本呕心沥血的书出版,我也只是以递书进去的方式顺带着问候了一下而已。

2015年,我在《从小木桌到大书房》里这样回忆:

“杨绛先生的书房是我见过的最简洁的,它从未装修却一尘不染。水泥地,大书桌,书橱,窗明几净,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但是书桌上的纸张、笔记,摊开的字典、书籍,都在告诉来客,书房里高龄的女主人笔耕不辍,这会儿是刚离开桌旁。”

在这间自1997年钱瑗病逝,1998年钱锺书走了之后,每日只有杨绛先生和保姆两人出入的空间,我有幸见识了什么叫朴素,什么叫孤独,什么叫耐得住寂寞,什么叫治学精神。不管网上这些天如何评头论足,钱锺书、杨绛、钱瑗他们仨,身居动荡时代,自始至终在捍卫做学问的尊严和理想。仅这一点,就足够我们后人敬佩之至!

这些年,杨绛先生自己写的书,她为钱锺书先生编的书出版的消息一次次传来,每一次都会唤起我对那年春天的记忆。

今早看新闻频道,屏幕中的老人远比我见到的样子衰老。她端坐着,在一堆人簇拥中认真地签署捐赠文件。她泰然、安详,特有的微笑,所有的事,为自己,为老伴,为女儿,为国家的事,她都做完了,再无任何后顾之忧。我想,一个人活到这份儿上,实在太爽了!

而我这个文学小晚辈,从此也烙上一个心结,这是杨绛先生的精神赐予的,它不会因岁月流逝而冲淡,那就是——生命不息、吐字不止。

来源:《文汇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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