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如何回应一个民粹主义回潮的世界?

发布时间:2017年02月22日

刘波 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全球化时代的民主》

本书的核心是建立一种规范的、法道德的论证,对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些重大基本问题进行哲学、伦理和法三者统一的深层次思考。作者赫费认为,我们处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同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这需要新的全球行动,这是单个国家所难以胜任的,古典外交机构、国家联盟和已有的世界组织,都还不够,必须建立全球化的法和国家制度。但这个全球化的法和国家制度是建立在各单个国家的基本主权和合法性的基础上的,只具有辅助的和联邦的特征,而不是全能的全球国家。

赫曼并没有对全球化一味赞颂,而是强调要承认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包括激烈竞争导致的弱势人群、弱势国家组成的“患难共同体”。他还强调要注意民主理念及其实现形式的区别,民主所具有的不同模式。在“逆全球化”潮流横行的今天,赫费仍乐观地指出,我们需要全球公民社会,以及相应的“世界公民”意识与道德。世界共和国是完全可能的,它不是空洞的乌托邦,只是一个尚未到来的乌托邦,是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为了建立世界法秩序。赫曼的论述让人回想起康德对全球共同体的论述,在这个意义上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同时又分外敏锐地触及到了当今世界的诸多核心挑战。

《民主的不满》

在本书中,桑德尔从美国的公共话语中,选取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宪政观念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观念来分析自由主义的不足。桑德尔通过追溯历史和概念辨析揭示,当代美国人习以为常的核心观念,在美国的思想传统中竟可能是歧出的新路,这些观念与美国人自以为傲的历史传统的差异相当悬殊。在此情况下,这些观念是否真具有超越时空的合理性,也变得可疑起来。桑德尔精心辨析美国历史上关于宪法理解与政治经济生活的争议,从中发掘出绵延不绝的共和主义传统,为重新思考宪政与政治经济生活等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

桑德尔主张与“自由主义的自由”相对的“共和主义的自由”,即自由取决于共享自治。共和主义的自由意味着公民伙伴就“共同善”展开协商,并致力于塑造政治共同体的命运。这种协商不仅需要相互尊重,还需要关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归属感、对集体的关心和对于自己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道德联系。分享自治需要公民拥有或逐步取得某些品质或“公民德行”。桑德尔强调,尽管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历史上有一些黑暗的插曲,但由于它强调共同体与自治,因而可能为贫乏的公民生活提供某种矫正途径。

《合法性》

耶鲁大学法律与哲学教授夏皮罗的这本书完全可以说是扛鼎之作。即使在英文中,“合法性”(legality)也不是一个容易界定的单词。合法性可以指所有法律机构、行动、时间、官员和文本都共享的一种属性,也可以表达法律机构的一种独特价值——遵守法律被认为是促进和实现某些特别的价值。它还可以表达某件事是“符合法律的”这一属性。

夏皮罗把法律置于哲学与历史的语境中去解读,可以揭示很多真相。比如他谈到,美国宪法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惊讶,因为宪法条款只能通过繁重的、耗时的修正过程才能得到改变,因此把文本制定得极端具体和详细,并没有任何意义。假如宪法像法典一样冗长,国家就将被锁在一个简化的治理体系之内,否定了后代适应新的和变革的情况的能力。所以说,法律的不确定性是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缺陷,即使完全详细的细节能够被起草出来,它也将不可避免地是任意的,极可能带来浩劫。就像我们画出一张和描述地域一样大、一样详细的地图毫无用处一样,我们也不可能设计出面面俱到的法律。“追求一种被完全计划好的生活并不是理性,相反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的标志。”

作者警告说,僵化地遵循制定法的字面意义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荒谬,无论结果怎样而去严格地适用法律,也将产生道德上丑陋的结果。我们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如许霆案、天津赵春华案等等。把法官视为机械使用法律的奴仆,则将剥夺法律制度的道德可信性。在正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我们应当避免一种法律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思维,在鲜活的生活中去理解法律,精心培育隐藏在法律背后的哲学与伦理根基,使法律成为民众日用而不知的指导准绳,成为政府诚挚的信仰。对于这些问题,也许夏皮罗的这些论述都有很现实的意义。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作为两位左翼经济学家,迪梅尼尔和莱维从他们的视角对当今西方社会展开剖析。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1970年结构性危机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自由主义是资本家与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财务经理人联合起来,试图强化自身的霸权地位,并将盖霸权地位扩展至全球的战略。新自由主义的固有矛盾导致了金融危机,最终影响了美国经济增长,动摇了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元的主导能力。当前的经济危机只是矫正的初级阶段,持续多久将取决于危机的严重性,以及美国国内与国际的政治斗争。这场危机将深刻改变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和实践将受到质疑,美国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将被“再区域化”,而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将逐渐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本书作者对经济危机的缘起做了详尽的数据分析,对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繁荣的警告,以及对不平衡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都有可取之处,但整体上“宏大叙事”的特征也很明显。此前以市场主导的全球化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激发了西方社会内部的反弹,这一点目前看来已很明显,但我们是否要承认全球化时代已经终结,是否否定市场经济是行之有效的实现繁荣和进步的有效方式,仍然需要谨慎的判断。

《大众的反叛》

加塞特是一位中国人不熟知的思想家,但他是西班牙17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评论家,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风起云涌的年代,加塞特却孑然独立,对左右两派都提出了严厉批评,反对他们把西班牙作为自身政治观念的试验场。他以精英的姿态,在政治斗争中站在超然中立的地位。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类型的人,一类对自己严格要求,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类则放任自流,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但在民主时代,后一类大众直接掌握了政治权力并发起反叛,然而他们连自己的个人生活都无能力把握,就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可能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大西洋月刊》曾对此书高度评价,认为其之于20世纪,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如今特朗普的上台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台,让人联想起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警世之言,也使人对自由民主制的命运展开深刻反思,我们但愿西方文明的根基已足够巩固,使之成为善意示警但无法实现的预言。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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