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梭罗 一个人的乌托邦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20日
点击数:

熊培云

这些年,我从不掩饰自己对梭罗的喜爱。他朴素而饱含力量的文字,他对人生实验的态度,都与我心灵契合。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一种符合正义逻辑以及人类善良本性的文化来担负我们的命运,而不是由野蛮或欺骗来左右命运。

梭罗以崇尚自然简朴的生活闻名于世,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当时的美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工业化长驱直入,消费主义流行,传统节制而自然的生活被破坏……由于这些因素,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了不少乌托邦实验,但梭罗并未加入这些集体乌托邦,而是走向了瓦尔登湖。

梭罗认为,“一个人先要自己成功,然后才可能推动集体或者社会的改进,不从个体的人着手的社会改革梦想,只能永远停留于梦想。”他对于大众用多数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心怀警惕,这一点和托克维尔很像。这并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通过必要的机制来谋求一个更好的政府;不是反对多数人的福祉和权利,而是防范多数人的暴政。

乌托邦实验

人类本不完美,因何苛责世界?

有些人,用良知来服务自己的国家,梭罗认为,自己就属于这样的人。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工业革命浪潮方兴未艾,由此带来了人口膨胀、生态破坏、消费主义横行等问题,一批有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不满工业化带来的“恶果”,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了大量的乌托邦实验,其中最有名的是布鲁克农庄。

布鲁克农庄位于波士顿郊区,是由一群超验主义者创办的乌托邦。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经不住诱惑,想回到人类被放逐前的伊甸园时代,于是参加了这个社群。大家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的确是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然而,生活并非如其所愿,很快他厌倦了这里的单调生活,扬长而去。不过,这几个月的失意生活也给霍桑带来了某种好处,他据此写出了一部《福谷传奇》。

按这部小说的理解,布鲁克农庄之所以失败,无外乎是所有参与者的人性与理性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完美的世界。是的,在这里不只是人性破产,理性也破产了。这是19世纪给20世纪提出的忠告。一切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人类本不完美,因何要求世界完美?乌托邦作为一个梦想本身不是罪过,但在实践它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即是乌托邦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乌托邦而存在。

梭罗所处的时代,同样迎来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约翰·埃兹勒在《人人可得的天堂》里,提到一个奠基于科学技术的乌托邦。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有关科技乌托邦的书。在埃兹勒看来,当时的科技已经足够发达,如果加以利用,人类即可坐享其成,进入天堂社会。值得一提的,在这本书里,埃兹勒具有前瞻性地提到了利用风能、水能和太阳能。

对于上述具有浓厚集体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实践,梭罗予以了否定。主要原因在于梭罗首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总是透过集体发现某种缺憾甚至危险。他无法接受各种乌托邦计划里的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在他看来,乌托邦之所以虚无飘渺,就是因为忽略了个体的维度,“一个人先要自己成功,然后才可能推动集体或者社会的改进,不从个体的人着手的社会改革梦想,只能永远停留于梦想。”

个人主义

美好社会的起点是个人

据说由于“我”字用得太多,而当时的排版公司字量有限,以至于《瓦尔登湖》排版无法一次性完成,只得分几次印刷。这是不是以讹传讹,不得而知,但梭罗重视自我的感受与个体的价值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从一开始梭罗就对布鲁克农庄不抱任何幻想,他拒绝了该农庄给他发出的邀请。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乌托邦,那就在他瓦尔登湖畔的木屋里。

梭罗是在24岁的时候给自己做的这个决定。他像野人一样住进了森林,宁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自己栽种的南瓜上,也不愿去布鲁克农庄成群结队。他说他宁可在地狱中独身,也不愿进入天堂。而且,对于这种实验性的生活,梭罗知道自己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他为这个乌托邦设置了一年的保质期。

梭罗甚至针对《人人可得的天堂》特别写了一本批判乌托邦思想的小册子,名字叫《重得天堂》。梭罗不是反对理想社会,他反对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认为美好社会的起点是个人,所以他的一生花了大量时间为具体的权利而斗争,既约束政府,亦拯救奴隶。他看到那个时代的病症,乌托邦主义者总是对整体性的理想高谈阔论,却对个体的理想与能力只字不提。

《瓦尔登湖》只是一本散文集,无形中却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自然主义的乌托邦。想必这也正是该书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最大理由。而且有人还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做梦——这就是《瓦尔登湖第二》(WaldenTwo)。

《瓦尔登湖第二》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发表于1948年的一部乌托邦式小说。它以梭罗《瓦尔登湖》为灵感,以行为心理学为基础,杜撰了一个自治自足的公社。它由一千户人家组成,但是没有私有制家庭,居民都住在联合公寓里。儿童不与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而交由专家抚养。目的是为了使瓦尔登湖第二的成年人把一切儿童当成自己的孩子,而每个儿童都把每一个成年人看做是他的父母。

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美好世界,这里没有监狱、没有酒吧、没有失业、毒品、精神病院,也没有战争和犯罪。由于斯金纳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支撑他这个乌托邦的理论是,只要利用好物质和心理方面的必要技术,就能创造出一个乌托邦。这样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而且就立意而言也与梭罗完全背道而驰。

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曾有过类似的心理乌托邦——尤赛琴社会(Eupsychian)。他似乎以为,只要大家心理健康,世界就一定会变得美好。马斯洛曾经批评,当一个人只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问题都是钉子。在这里,显然他犯下了相同的错误。

面向未来

选择,就必须担负相应的命运

因为梭罗的缘故,我对爱默生也多了些了解。我曾在《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读到爱默生的一段话,“我希望看到美国不像以前那些国家贪婪排外、狭隘,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仁善之国。它与所有的国家都和睦相处,为世界人民立法。国家之间就像家庭之间本来就是要互助的。所有的进步都应该依靠脑力,而不是靠暴力或者机器。”在《年轻的美国人》里,爱默生更是赞赏美国的具有扩张性的人道主义,希望年轻人做这片土地上的贵族,(这个民族)“应该向全人类说话。”

为世界人民立法,这的确是爱默生那一代美国人的抱负,它与温思罗普的“山巅之城”遥相呼应。

对比梭罗与爱默生,虽然他们共事的时间很长,但是两人有明显的不同。爱默生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且好为人师,而梭罗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爱默生代表美国人在说话,而梭罗代表的是人。故爱默生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他的《美国学者》一文甚至被视为美国的文化版《独立宣言》。而梭罗甚至是对抗美国的,故而有《论公民的不服从》,在他眼里,政府不过是权宜之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爱默生式的“美国霸权”的抵制。

他们身上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爱默生曾这样谈读书——“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将我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当然,任何批评者都有可能面对冒犯世俗的危险。当爱默生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批评基督教唯一神教派死气沉沉的局面,竭力推崇人的至高无上,甚至声称耶稣也只是人而不是神的时候,他立即被谴责成一个毒害青年的无神论者。自此以后40年,哈佛大学再也不邀请他做讲座了。这个细节,对于爱默生晚年不幸的命运,也算是一种解释。但是,没有谁可以得到十全十美的人生。既想保持超越时代的独立性,又想得到庸众的爱戴,两者尽乎天然地不可调和。

就像人们经常说的,你无法用相同的自己,得到不同的未来。你选择了什么,就必须担负怎样的命运。

来源:新京报


【字体: 】【打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