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异乡人

作者:周峰

《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中,梁鸿写到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怀疑,同样包裹了我的生活。这两年,我一直被一个问题所纠结:我为什么来到现在所生活的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把我从苏北拉倒了苏南?

对大多数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发生迁徙的路径应该是清晰的,最主要的动因就是“高考”——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通过那座“独木桥”来到城市,毕业之后留在这座城市,然后在这座城市生根。真能生根吗?(一个外地女孩对我说:“都说落叶归根,我都不知道死后该葬在哪里,感觉葬在哪里都怪怪的。”)用这个逻辑来解释我为何从那个相对匮乏的地方来到富庶的地方是否过于简单了?对此的思考,令我吃惊。这样的迁徙(这并不是一种移民,移民包含很多的主动选择,而迁徙更多的是被选择的结果)显然根本的动力并不是高考制度,高考制度只是迁徙的一个基本路径而已。而“逐利”才是这场告别故乡背后最大的力量。只不过,这里的“逐利”也许只是一个更好的生存愿望。我们也成了一种“候鸟”,飞到能获得更好生存条件的地方。与候鸟不同的是,我们再也不能飞回出发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习性已被更改,出发地的习性也被更改。而这一切的发生不过区区20年左右的光景。于是,这里面就有一个更值得思考的空间,为何对于苏北的年轻人来说,苏南就代表着更好的生活呢?为了追逐这样的生活,我们宁愿离乡背井,去学着做一个“异乡人”——从接受,到适应“异乡人”这个角色并不比通过高考简单——难道贾樟柯所说的那种小县城的美感(那种美感来自充沛的时间,一个早上是很长的,一个下午也是很长的。还有沉醉在人情世故里面的美感……)敌不过大城市的繁华和赚取更多财富的诱惑?

似乎又面临一个选择题。至少从目前看来,我的选择是一个被灌输的结果。除了绝对的贫乏,贫乏还可能来源于观念的强迫。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出生的那条农庄还人丁兴旺,亲情的角色还都是完整的,祖父、祖母、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大家都活在一种清晰和完整的人伦关系中,健康的邻里关系也在。在这个稳定的人情世故中,我们感到简单,充盈。贫乏的意识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不可能左右生活的基本逻辑。但,有人出去打工,带回来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有人到外面创业带回来了第一台“大哥大”;有人大学毕业在大城市拿着高薪。然后,父母就嘱咐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离开这里,去南方大城市过更好的生活。小学的老师,则用更多“面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这样句子来嘲弄他们祖祖辈辈所从事的职业,并且起到对我们恫吓的效果:你不好好学习难道想一辈子“修地球”吗?这让我惊诧不已,我们何以对“农民”这样的一个角色如此的嫌弃?这种对“农民”的厌弃连同的是对乡村的嫌弃和对故乡彻底背离的决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隐约觉得这种厌弃的情绪也影响着我们对故乡的理解,甚至是对故乡的接受方式。而这样的情绪显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只有一种解释,我们生活在一种极为不正常的发展观念中,被历史需要时,农民的地位很高,当历史不需要时,农民则成了农民自己鄙夷的身份。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总是被这样书写?在很多时候,在我所出生的那个苏北村庄,农民这个身份甚至是令人羞耻的。大人鼓励孩子出走,离故乡远远的,甚至可能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只是摆脱农民的身份;那片土地,仿佛受到诅咒,我们只有通过远离它,才能获得被认可。我们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也是唯一的一代吧)对故乡有敌意的人。

“如果不能把‘我’放回到‘故乡’及与‘故乡’相关的事物中去审视,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富有洞察力的哀痛,也就不可能对抗遗忘。”(梁鸿《中国在梁庄》)“我”还能被放回“故乡”吗?至少我已再无机会被放回故乡了,这注定使我对我的审视,只是一种“文本”式的审视。这或许也是对永久丧失故乡者的最大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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